佛教的慈善思想

     提倡和推动慈善事业，一直是佛教的重要的社会职能。佛教对慈善起到支持作用的思想理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佛教的慈悲度世的思想。   慈悲精神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 慈就是与乐，悲就是拔苦。慈，包含着爱念众生，常求乐事而真实地利益众生，给众生带来种种方便利益，使众生快乐。悲，包含着见众生于六道中受种种身心痛苦，而心生怜悯，众生之苦如同自己之苦，不遗余力、全心全意地给予救助，帮助众生解脱痛苦。慈与悲的义理内涵虽然有所不同，然而“拔济众生，离苦得乐”是其共有的实质。《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慈悲表达为四无量心，即慈、悲、喜、舍四种广大利他之心的圆融。大乘佛教认为佛陀的根本精神是慈受悲悯众生，与众生一同获得智慧解脱，而不是让众生只为自己着想，成为独觉的自了汉。因此慈悲利他才是佛陀的根本情怀。   中国佛教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乘菩萨行来弘法利生，更以“人间佛教”的宗旨来回报社会，服务人类。慈悲度世的精神是大乘佛教之中心，它代表了人的最究竟的思想境界，同时也是佛教慈善事业的基础。在佛教慈悲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佛教慈善观，体现了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得离苦得乐的崇高境界，同时也体现了佛教的慈善，一方面积极全然地投身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社会慈善事业为实现社会救助而救助的特征。

     二是佛教的福田思想。   布施是修行佛法的 “六度波罗蜜”之首，是超凡入圣，到达涅槃彼岸的必由之路。布施有三，以法布施最为殊胜，但在当代社会中，佛教慈善事业结的更多的是财布施的善缘。布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培植“福田”。《佛说诸德福田经》中，释尊倡导“广施七法”：“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赢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这“七法”基本都是以财布施作为倾向的。《大智度论》更把福田分为二种：一﹑以恭敬佛法僧为对象的“敬田”；二﹑以救助病苦、怜悯病者为对象的“悲田”。在悲田、敬田中，佛教更关注以贫病、孤老为对象的悲田。据《像法决疑经》所述：“我于经中处处说布施，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种特别强调救助悲苦众生的悲田思想，把财布施的方向和结果做了明确的指引。   贫穷是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贫穷人最承受不了灾病生死的磨难。尤其进入现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产生了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通过慈善性的社会救助，不仅可以改善贫穷人的生活状况，还可以改善他们的心理心态，使他们能比较地接受社会现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地藏经说要你去布施这些最极贫贱的人，下心含笑软言慰喻！这样的功德不可思议，因为诸佛不需要等着你的供养，最需要供养布施的是那些贫穷的人，及六根不全的人。八大人觉经中说：“贫苦多怨，横结恶缘”。现在很多生活比较殷实的佛弟子都懂得这个道理，把救济贫穷人、救助社会灾害时时放在心上而不遗余力。穷人事事不如意，怨恨多多难生欢喜，我们布施给了穷人，众生欢喜，诸佛欢喜，诸佛心在众生，我们也心在众生，在布施这个层面上，我们就与诸佛感应道交了。因此，救苦助贫有很大的功德。   所以说，佛教的福田思想尤其是悲田思想是佛教慈善事业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福田思想的基础上，把佛教布施中的财布施，落实成佛教信众对社会贫困灾病和突发灾害的直接救助，不仅成就了被救助的对象脱离面临的痛苦，同时也成就了佛教修行者更广大的福德因缘，体现了佛教“自利利他”的思想。佛教徒的利他精神，成为大乘佛教的一大特色，净慧法师曾经说：“我们资助一些孤儿、特困学生，不仅仅是解决他们的学习、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佛弟子的慈悲心。如果我们的慈善事业仅仅是为了解决物质上的问题，那就把佛门四众所做的善事看得太肤浅了。我们是通过布施来实践“无我利他”、“无私利人”的菩萨悲心宏愿。单纯的在物质上帮助人，很多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都在不遗余力的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不同之处在于，佛子所作所为，乃是建立在悲心、愿力、智慧基础上的。”自古以来，佛教徒不遗余力地为社会奉献，诸如开荒垦田、植树造林、兴建水利、挖井施饮、修桥铺路、兴建公厕、救助急难、成立悲田基金等等功德慈善之行为，在佛教的大彻大悟的智慧境界和严整的戒律下勇猛精进的修行的形象之外，慈善事业庄严起了人间佛教的七彩光焰，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为佛教渲染了可敬可亲、可依可信的温暖形象。佛教界为了救济贫民、抗击灾变所建立起来的慈善机制体制，千百年来，为国泰民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现代社会慈善事业提供了历史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的思想参考。 

      三是佛教的报恩思想。 回向偈中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四重恩，第一种恩，是报“父母恩”，父母对我们有生育之恩。因此，必须感念父母的慈悲之恩，认真地孝养自己的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的生命。第二重恩，是报“众生恩”。众生成就了社会，众生养育了我们，一切大众的存在与我的生存息息相关。没有众生就没有了我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第三重恩，是报“国土恩”。这个国家保护了我们，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安居乐业。报国恩，包括了报答民族文化对我们的滋养成就，在中国，民族文化的根，使我们成为了同根同祖的炎黄子孙。我们感念我们的身份和文化精神有一种归属感和得庇护感，我们就要报民族和国家的恩。第四重恩是报三宝恩，从佛教而言，佛、法、僧三宝使人们取得智慧、证得菩提、获得解脱。因此，要求佛家弟子要报“三宝恩”。供养三宝，这样就能获得无量福报。通过体验实证佛法，实现究竟解脱，是最大的报佛恩。同时，佛菩萨对众生的大慈大悲的广大情怀，在佛教社会中集中体现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消灾延寿药师佛的大愿和地藏菩萨的大愿以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闻声救苦的大愿。在世间，效法佛菩萨，把佛菩萨的大愿，以自己的热情实践，体现在社会救助上，一方面体现了上报佛恩，一方面奠定了佛教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三世流转的时间观来看，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眷属兄弟姐妹、夫妇儿女，一切众生对我皆有过恩德。众生就包括了需要救助的那一部分人，或者说尤其要把需要救助的众生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无量劫以来的父母，他们也同样是未来的未成就的佛。所以佛教的上报四重恩的思想也是一种慈悲思想的体现。佛教的报恩思想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狭隘的家庭、宗族乃至国家和人类的界限，超越了宗教、阶级和文化的差别，生发起利乐一切众生，救济一切众生的大行愿，而成为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基于这一点，上报四重恩的四个层面，最终落实在众生的层面，凝聚成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一个能够充分表达佛教社会责任的理念。这样，佛教的报恩思想也就成了佛教慈善事业的一个理论支撑。

     四是佛教的忏悔思想。   忏悔是各宗教所共同具有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佛教的重要思想内容和重要的修持方法。佛教的忏悔有着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理论特色和修持方法。它基于人类共生共荣的道德自律，提供给佛法修持者乃至普通社会人群广泛依据的用以伏灭罪业和对治烦恼的方法，是求证解脱、从凡夫到成佛的重要途径。大乘佛教认为忏悔是大乘菩萨道的重要修习内容和实践方法，菩萨为救度众生，慈悲无尽，故忏悔无尽；菩萨不仅要为自己的过咎忏悔，也代众生忏悔。   “业造万端，非凭佛力，何能忏悔”，至诚忏悔可以摧毁过去所造恶业（往业），往业得到清除，由所做业而产生的果报就自动消除。《金光明经》云：“千劫所作极重罪业，若能至心一忏悔者，如是重罪，悉皆灭尽。”《金刚经》中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得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节经义告诉人们，如造极强大的心业，自然能化减过去的大恶业，示现以较小的果报后而自消除。对于世间众生，皆在因果的业报轮回之中，国与国的战争，民族与民族的争斗，行业间的拼搏，企业间的发展与竞争，乃至人与人因为名利生存所做的一切奋斗，免不了造恶业，造违缘，获过咎，很多事业的开始发展的过程很多时候都包围在违缘和恶业之中。当事业大局即定，功名尘埃落定，一些成功的人往往因为良心的不安，道德自责而生出惭愧乃至忏悔之心，他们希望通过社会福利渠道、通过慈善事业以捐助的行为，来弥补在他们事业前进道路上自觉不自觉的造下的种种负面影响。由于佛教的慈善形象，由于佛教的忏悔思想原理，由于佛教的功德福田的观念，很多人会借助于佛教机构作为他们实现自己忏悔过往，弥补过失，报答社会，求得自己内心平衡的目的。这虽然不是究竟忏悔，但佛教的广大慈悲，宽大包容，成为了这样一种忏悔的最好的机制和平台。   通过忏悔，改良罪业，弥补过咎，佛教的慈善功能要更具有精神内涵和人性价值。星云大师在讲忏悔的功能时讲了三点：第一、忏悔是认识罪业的良心。第二、忏悔是袪恶向善的方法。第三、忏悔是净化身心的力量。星云大师开示佛教徒的四种忏悔行为，其中两条都与金钱有关，第二条是“捐善款来忏悔：多行布施，多做功德，既能驱伏贪爱，又可以惠施众生，也是一种忏悔”。第四条是“成就他人来忏悔：多为别人着想，多成就他人好事，如别人做生意，我多光顾买东西，让他多赚钱，表面看来是帮别人，可是功德会回向，常常也是帮自己。”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戒律以戒杀为第一，既然犯杀孽者能够虔诚忏悔，仍然可以完成最圆满境地的高尚人格（佛教称这种人格为“成佛”），那么造下各种罪业或者过错的，都可以在佛法义理的引导和佛菩萨万德庄严的慈悲摄受大愿中得到忏悔，获得心安理得的心境。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作为他们实现忏悔的平台，要比普通的社会慈善机构作为平台要更有道德意义。佛教慈善机构在落实这样的慈善行为时，不仅同样很好的落实了捐助者对社会的一份功德心，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慈悲的崇高境界、布施的深刻内涵和广造福田的巨大的功德利益会随着这个捐助过程渗透感染给施受双方，会使财的施受超越施受行为，而达成一种更高更深刻的精神碰撞和升华，对施者和受者都是一种佛力的接引。因此说，佛教的忏悔思想，同样也是佛教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持。

       由于佛教的这些理论从救助到修行到根本觉悟每个层面都直接支持了佛教的慈善事业，所以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从魏晋之际经由佛教而确立了中国的慈善概念和内涵后，佛教一直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引导、领导和中坚的作用。佛教所建立起来的慈善事业所承担的慈善使命，由于是完全基于慈悲思想，基于道德教义，基于仁爱情怀，佛教所产生的慈善力量和慈善效果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具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决定的影响力，佛教慈善事业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对国泰民安的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